陆钻进海拿命换,40年超百年中国海的油,

　　你不知道的中海油。

　　文丨华商韬略刘柏铖

　　年1月25日，美国纽约《华侨日报》登了篇爆文，主旨一句话就能概括——过去一年多，中国的石油工业部是卖国主义者。

　　彼时的中国海上石油工业尚处萌芽之时，急需引入外资，向其他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共同开发中国海上石油，因此，中国石油工业部找到最熟悉中国近海的日本签订了《中日石油合作勘探开发协议》。

　　这篇文章的矛头，直指该协议。论据来自协议里的条款：中方和日方报酬比例为1:1.35，但国外的通行惯例是4:1。如此大的反差，正说明石油部的干部，在和“长期敌对中国的日本人搞着不可见人的勾当”。

　　文章的节奏，带得相当狠——“合同签订了几十天，日本人已经将投资的7亿美元，连本带利赚回来了。”结尾还丢了个吓人的结论：在十五年的合同期，中国将损失亿美元。

　　溢出纸外的小粉红立场，从文章的谐音梗署名就可以看得出：魏宗国。

　　捧着这篇文章，石油工业部的干部们很尴尬。几天后，文章被送到了邓小平的办公桌上。

　　这就不只是尴尬的问题了。

　　拿着红铅笔，小平同志写了一行批示：秋里、谷牧同志，请你们约集一批专家，好好论证一下。

　　外有“丧权辱国”的指控，内有两个月前的海难事故，上有小平同志批示和两位副总理督办，下有围观群众众目睽睽，石油工业部的处境，实在有点水深火热的味道。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中国海洋石油的开发事业，每一步都是水里火里趟出来的。

　　年的一天，海南乐东县莺歌海村，来了放电影的解放军。

　　电影是苏联里海巴库油田的纪录片，大家看得挺高兴，但一位村民却觉得不对劲——这不就是我们村里的事吗？

　　村里人仔细一想，电影里海水成串冒泡的画面，确实不新鲜。村外的海面上，十几年前就开始冒泡了。

　　第二年4月，石油工业部的地质师马继祥接到任务：去海南莺歌海调查可能存在的石油资源。

　　坐着从盐场借来的木船，刚划出去1公里，马继祥就被眼前景象震惊了：海面上，除了乒乓球大小的气泡成串冒出，还浮着一大片薄薄的油膜。

　　用罗盘测量了气泡的走向，马继祥又用排水法取了三瓶气样。他按捺住心头的狂喜，划了根火柴放在瓶口，瓶中立刻升起一簇蓝色火苗。

　　马继祥发现的各种油气迹象，勘探术语叫作“油气苗”。它是石油、天然气以及石油衍生物在地表的露头，常常预示着石油矿藏。

　　为了尽快确定，广东省石油管理局雇了一条船在海面上搜寻，一轮走访下来发现：这样的油气苗，光莺歌海就有30多处。

　　石油工业部立刻派了个调查组，其中还包括北京石油学院的苏联专家组组长纳尔斯基，争取用物探勘测的办法，确定南中国海到底有没有石油储量。

　　当时，中国虽然已经多次在陆地上进行石油勘探，但在海洋上，实际困难无疑要大得多。最直接的问题是，中国根本没有海上勘探设备。

　　调查组开动脑筋，没有声波设备，就用塑料袋装满炸药来制造声波；没有专用传输电缆，就把电缆用胶布裹好，再用气球悬吊在海面；没有物探船，就跑到海军去借了一艘炮艇。

　　在多次海底爆破，获得大量岩石标本后，一份关于莺歌海的地质调查报告写了出来。苏联专家为这份报告定了个调子：波斯湾和墨西哥湾是世界上两大“石油极”，中国南海可能是另外一个“石油极”。

　　有油，就要打井。但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如果连专业海上勘探设备都没有，又到哪去找海上开采设备呢？

　　考虑到当时情况，海上开采被认为“与国力不相称”，于是年，开采思路调整为“海上不行，能不能陆上搞一口”。这一年的11月，莺歌海油气苗的“海改陆”钻井，终于在莺歌海盐场岸上开钻。

　　海边黄沙礁石遍地，仙人掌和海草丛生，钻井队调来了两台陆地钻机，钻下了著名的“莺浅一井”。随着机器轰鸣，钻头打下了多米。结果却让人失落：没油。

　　近海钻探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在地质构造不同、技术设备储备不足的条件下钻油，颇有刻舟求剑的想当然与辛酸。幸运的是，随着莺浅2井、3井的失败，好歹证明了一个事实：有油的沉积盆地，肯定在远离陆地的深海区。

　　“海改陆”一年后，大庆油田松基三井喜获工业油流，数万石油大军奔赴东北。因此，沉寂的海上钻探被唤醒了——如果大庆能献石油，大海为什么不能？

　　这一次，勘探队伍重回莺歌海，并且带了更多资源——有了广州水运局支援的方驳船，钻井船不是问题；有海南水晶矿提供的冲击钻，海洋钻机也算解决了；把冲击钻装在驳船侧面，用钢丝绑定拉紧，可以实现设备一体化；唯一的问题是：能不能出油。

　　年4月，英冲1、2、3井陆续开钻，这年的7月，技术员用一根麻绳拴上一个罐头盒，水井打水般扔进钻井套管，当他提起罐头盒时——盒里装满了漆黑的原油。在此后的一个月里，公斤低硫低蜡的原油被捞了上来。

　　60年代的海上出油，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意义，但如果剥离这些象征，用工业化的眼光去审视，那时的中国海洋石油事业，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幼儿。

　　年，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年，也是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化开发元年。

　　彼时，大庆油田早已进行全面建设，此后捷报频频，中国石油更是因此而实现自给。大庆油田的成功，使得石油工业部信心倍增，下定决心啃下海洋石油这块难啃的骨头。

　　这一次，选定的战场是渤海湾，来到此处的也不再是仅仅六人的小队。

　　虽然仍然没有专业的海上开采设备，所谓的物探船仍然是抽调的客轮、渔船甚至是小木船，幸而彼时的海洋石油工人们一直坚信“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我们东方无产阶级一定能够做得更好！”

　　因为这次是距离海岸线更加遥远的深海海域，所以海上环境更为恶劣，海啸、风暴、海冰，海洋石油工人们必须要建设更加稳固的海上钻井平台。

　　在渤海1井的平台建设时，支撑用的导管架需要用6条小船拖运到钻探地点，可船只抗风能力并不强，拖运能否成功完全看命。如果拖运途中突然刮起大风，就只能调转船头往回跑，等返回码头风小了，才能再次出海。就这样往返三次，才成功抵达钻探位置。

　　好不容易将导管架运送到位置，平台的固定又成了难题，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打桩船。在波涛汹涌的深海海域，平台如果不牢固，那么设备和工人绝对会葬身海底。最终海洋石油工人们硬是用嘴从24根桩内吸出多公斤的水泥浆，用以加固平台。

　　这样的技术条件下，做出来的平台规模自然不大，只能放下简单的生产、生活设施，可供人居住的只有一间铁皮房。钻井队上了平台，30多人挤睡在这间小房子里，其余的工人有的睡在泥浆池里，有的睡在机器旁的篷布上。隆冬的海上滴水成冰。夜晚，人呼出的热气在平台的钢甲板上结成冰凌，有人的头发冻结在冰凌里，早晨得让别人把冰敲碎才能爬起来。

　　年3月初，渤海1井已经钻至井深米，就在大家开始展露出失望情绪时，地气组发现了油气显示，钻探深度也终于有了大致目标。

　　在钻井队3个月的高度戒备下，渤海1井4毫米油嘴中涌出原油，成为中国海上的第一口工业油流井。

　　随后海洋石油工人们又在渤海钻探了约50口探井。只可惜物探和测试技术实在不成熟，对地下认识也不清晰，探井成功率较低，只发现了海4、埕北油田和一些含油构造。

　　从莺歌海的莺浅井到渤海湾的海1井，正值中国被世界封锁的几年，没有先进的技术指导，石油工作者们只能靠相对落后的陆地石油勘探技术和管理模式，用血肉之躯与大海抗争，虽然悲壮，但却直面残酷的现实。

　　实际上，年对外开放之前的中国海上石油开采，几乎是零。渤海湾和南海领域的那些船只，也不过是小打小闹，没有成为什么气候。

　　多年后，曾经担任过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秦文彩回忆道：那时的中国石油人太乐观了，直到年我出访美国后才发现，中国海洋石油工业落后不是几年、十几年，而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年，中国石油工业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奉命出访美国，目的只有一个：看看美帝国主义，究竟是怎么干石油的。

　　美国石油界表现出的热情，让中国代表团犯起了嘀咕。

　　抵达当晚，美国能源部就直接在白宫设宴款待，在宴会大厅里，甚至特意设置了唐代仕女图和古代山水风景画屏风，副部长奥莱利更是直接强调了中美石油合作的愿望。

　　美国为了表达这份诚意，特意为代表团展示了当时最新的技术和理论，还将代表团带到美国的“石油极”墨西哥湾参观。

　　站在墨西哥湾“航母”般的钻井平台上，美国人讲述着他们年就开始的海洋石油勘探，秦文彩不由想到，年，自己还在晋南与胡宗南的蒋军部队展开生死搏斗呢，别说海上石油，陆地石油都没人去找。

　　当美国的专业人士询问中国海洋石油的起始时间和现状时，秦文彩甚至羞于说出真实情况，只得用三千年前“精卫填海”、“哪吒闹海”的传说搪塞过去。

　　那段时间，秦文彩总是在感慨：“我们现在的海上石油勘探技术和能力，好比过去我们跟蒋介石打仗一样，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

　　代表团从美国回来后，就立即向中央领导作出汇报。同年3月26日，鉴于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薄弱，国务院一致赞成“同外国公司开展合作，用外国设备、技术和专家来帮助发展海洋石油工业，如果出了问题改正就是了”。

　　中国拥有的海洋面积约为整个欧洲大陆面积的两倍，现在要开放海洋石油勘探市场，无疑让拥有技术设备和雄厚资金的西方国家极度兴奋。

　　一时间，美国、英国、法国、挪威、德国和日本等国家代表团纷纷赶到北京，由于代表团过多，专门招待外国人的北京饭店爆满，很多外国公司的团队只能住到钓鱼台国宾馆，有的甚至安排到圆明园、颐和园的一些老房子或临时小院子。

　　到年5月，数个国家十几个石油公司的物探石油勘探船只，开始聚集到中国南海、东海和渤海湾的两千多公里海岸线上。飘荡着“万国旗”的“多国石油部队”在中国规定的海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地震物探大战”。很多沿海政府没有第一时间接到通知，沿海民兵看到后甚至自动组织起来，准备对付这些“侵略者”。

　　那段时间，全中国石油人“仿佛天天生活在春天里”。石油部组织了近名石油精英专门分析评估各国公司所获取的物探资料。关于石油勘探的资料，有时甚至需要25辆卡车才能装完。

　　但“帝国主义分子”们的热情，反而让国内不少人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这是不是一场阴谋？

　　在富有政治敏感性的中国干部中，这种情绪很自然地得到了扩散。

　　秦文彩的一位老同事暗暗提醒他：“这里面的事情很复杂，还是小心谨慎点。”

　　人算不如天算，随着与几个国家石油公司谈判的进展，问题果然来了。

　　年11月24日晚上，“渤海2号”钻井船正在被拖拽移动的途中，船上的气氛还比较轻松，大部分人都在宿舍看书、聊天、打扑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力明显大了起来，海面也比之前要汹涌。

　　等到晚上11点时，海浪开始涌上甲板，将平台上没有卸载掉的钻杆堆、氧气瓶、打桩锤等推得到处乱滚，有的直接掉进了海里。船员们也随之放下手中的扑克，互相对望着，心里也开始紧张起来。

　　凌晨三点，“渤海2号”不幸翻沉。七个小时后，救生船赶到，可为时已晚，每一个被打捞上来的死难者，都蜷曲在冰甲一般的棉工服里，活活冻死。最终74人的队伍，仅有2人生还，直接经济损失多万元。这是石油系统建国以来最重大的死亡事故，也是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史上少见的事故。

　　事故发生前，海洋石油工作者对海上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其实了解并不多，紧急培训还不完善，就连安保设施都难以配齐。

　　直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后来考察美国钻井平台，看到美国钻井工人穿着密封防寒的救生服，才明白：“要是早知道国外有这种防寒救生服，给每个出海人员都配上一件，落海的钻井工人也许有很多都能活下来。”

　　可即便没有救生服，“渤海2号”的遇难者们也本应有机会逃脱的。

　　事故发生时，遇难者们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不是自救，反而是想办法把船上的水排出去，尽可能将“渤海2号”保住。因为他们都知道，这艘船可是花费了国家巨额的外汇，并且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钻井船。

　　因为这些遇难者大无畏的想法，最终错失了最佳的逃生时间。

　　然而，就是这么一艘用72条生命都没能保住的钻井船，其实也不过是一艘日本用了五年后才卖掉的二手货。截至事故发生时，“渤海2号”已经服役11年左右，可即便如此，仍然比大连造船厂在年自主研发生产的“渤海1号”要先进很多。

　　在现在看来，“渤海2号”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严重的设计缺陷。但彼时，社会各界议论纷纷：世界上那么先进的设备，中国人究竟会不会用？既然没有把握用好，就不应该浪费国家有限的外汇和人民的血汗钱。

　　此后，全国舆论对石油部骂声不断，“渤海2号”产生的冲击波一度远远超出了事故本身，更是直接成为摆在中国海洋石油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路线问题：到底对外开放、引进先进设备好不好？

　　屋漏偏逢连夜雨，“渤海2号”事故的声浪未熄，《华侨日报》的文章，又被送到了中央领导的办公桌上。

　　一时间，联想、影射和钩挂成了舆论的主旋律——比如“八国联军就是从渤海登陆的，石油部和外国公司合作的项目也在渤海”；又比如，“日本害了无数中国人，在渤海2号上又害了中国人”。

　　在这种钩挂下，国内舆论很快从单纯的质疑，转变为对“卖国贼”的谩骂，甚至有人贴出大字报，直言“新的八国联军打进来了”。

　　因“渤海2号”事故，石油部损失惨重，多位领导受到牵连，相继被调任。一批主持对外合作事务的干部，最后只剩秦文彩在苦苦支撑，而那些正在跟外国人谈判的外事人员都像做了亏心事一般，甚至不敢昂首走路。

　　一向以稳健著称的秦文彩，终于也沉不住气了，直接闯进主持石油部副部长焦力人的办公室，有些失态地“逼宫”：“我只问一句：对外合作，干，还是不干了？”

　　焦力人是一名老红军，也是一名老资格的石油人，但此时正值特殊时期，他又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最终也只能说：“放慢一点吧。”

　　秦文彩很无奈，整个石油部上上下下也很无奈。以前抢着上船的人现在巴不得离海洋远远的，一听到对外合作的事，谁都想躲。

　　毕竟，在那个年代，有多少人真的懂得海上打井，又有多少人能保证一点问题也不出，海上环境恶劣，中国的海洋石油工作者都是在拿命去拼，却落得一个“卖国贼”的称号。

　　人们对海洋石油工业的热情降到了冰点，整个年，中国海洋石油的产油量，出现了严重下滑。

　　幸运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压力下，中国海洋石油的开放脚步，依然没有停止。

　　年5月29日，在日本东京，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公司海洋分公司与日本石油公司签订了渤海西部、南部和埕北油田的联合勘探、开发生产合同。

　　那一天成为新中国海洋石油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拐点。日后建成的埕北油田，则是中国海域第一个完全按照国际规范、标准建设的现代化油田，时至今日仍保持国际先进水平。

　　年3月23日，一场声势浩大、阵营豪华、气氛异常严肃的论证会，在北京六铺炕的石油部大楼五层会议室展开。参加的，有石油部的干部，有中央各职能部门的领导，有抨击石油部开放合作的反对者，主持人则是一位戴着黑框眼镜、能够讲多国语言的中年人。

　　“真正奉行和执行爱国主义行为的爱国主义者，被骂成了卖国贼；而有些人，在那次大论战中，却是以爱国主义者的身份和嘴脸出现，这是可笑还是可悲呢？”即便过了三十多年，秦文彩仍然对那天记忆犹新。

　　不过，相比二十多年前，那个用木船找油气苗、用罐头盒捞石油的大国，此时的中国海洋石油事业，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先进水平，已经看到了通往现代化的路，和正在越来越快的开放步伐。挡在他们面前的，只剩下了时间。

　　随着论证会的进行，《华侨日报》那篇文章中所谓的证据被秦文彩一条条驳斥，所有答案都在铁的事实面前获得了结论。论证会结束后，中央领导肯定了加速中国对外合作开发海洋石油的立法建议。

　　年2月15日，阳光正好，在北京长安街31号的一栋三层小楼门口，一个白底黑字的牌子被悄悄挂上，上面写着“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从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到新公司的总经理，秦文彩坐在办公室环伺四周，屋里仅仅是一些从石油部里搬过来的破椅子、旧桌子。外面异常安静，没有鞭炮与锣鼓的吵闹，也没有多方领导和各界人士剪彩的冗杂。

　　但看着中海油挂上了自己的牌子，所有为海洋石油付出精力、血泪、汗水的石油工作者都知道，一艘巨轮启动了。

　　从那天起，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开始不断革新，攻克了众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了以“海洋石油”等深水舰队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国重器，具备了全水域、全水深自主勘探开发海洋石油的能力，更是在今年将“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投产，不但打破西方的垄断，更是成为世界海洋石油技术的领军者。

　　4月21日，中海油成功登陆A股，创下公司发展中又一个里程碑。

　　到今天，中海油已经成立40周年，成为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生产商、第三大油气公司，在年BrandFinance全球50大油气公司中排名第13。

　　如今，作为中海油的原油主产区，渤海从一个“埕北油田”发展成为超越“大庆油田”的存在；中海油也从对外开放变成走出国门，同时完成全球资产布局，上游资产遍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真真正正能够保卫中国海上能源安全的长城。

　　40年历史，一回眸，已成冰与火之歌。

　　[1]《当代中国海洋石油工业》肖风

　　[2]《中国海：世纪之旅》秦文彩孙柏昌

　　[3]《破天荒：中国对外开放的划时代事件》何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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