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过好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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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了。

好久没有回过老家。

小时候对于“上坟”的记忆，就是从家里出发，坐很久很久的车。

就在我晕车到要吐不吐的时候，车总能巧妙地停在老家村子附近镇子上的某个小店门口。

爸爸或者堂哥下车去买一些纸钱和鞭炮，我可能也跟着下车呼吸口新鲜空气，平复一下胃里的翻江倒海。

当然，也有没忍住吐在路边灌木丛里的时候。

到了爸爸长大的村子，我们踩着泥泞，走在形状不规则的田埂上，“翻山越岭”地来到一块墓地。

说是墓地，也就是村里人不约而同葬亡人的小山包。

山包上立着爷爷奶奶的墓碑，还有一些我听也没听过见也没见过，和爸爸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长辈们。

奶奶在爸爸十几岁的时候就得脑瘤去世了，爷爷在我两岁的时候心脏病发也走了。

对于他们，我毫无记忆。

所以小时候每年去上坟，都没有什么哀思。

记忆中的上坟，就是纸钱烧出的呛人的烟，劈里啪啦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的鞭炮，和无论如何都说不出要祖先保佑我点什么的一片空白。

爸妈会喃喃地对着墓碑说些求保佑健康平安的话。

可能，也求已逝的长辈保佑像我这样的晚辈，考试考个好成绩吧。

也或许，学业也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并没有在祭祖的时候提及。

我究竟也是记不清了。

第一次在上坟的时候感觉到了哀思，大概是三年前。

那年，爸爸查出直肠癌，我着急忙慌地调课请假，带着队友和不知道第几次得中耳炎的玛雅回国。

玛雅的医生说，如果她是我，就不带玛雅坐飞机。

毕竟中耳炎再坐飞机简直雪上加霜了。

不过，医生还是好心地给我开了抗生素。

而我没有遵医嘱，还是带着生病的玛雅，踏上了回家的征程。

回到家的时候，是大年初三。

爸爸已经做完了手术，准备开年之后进行化疗。

他看起来清瘦了许多，但精神还不错。

忘了是年初几，我们和大伯一家回了趟老家。

大伯是爸爸的大哥，他们兄弟两个人长得很像，个性也很像，都有些内敛和木讷，也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

只是大伯比爸爸再高大英俊些。

回到老家，第一件事，就是去上坟。

而这一次，爷爷奶奶的墓碑旁边多了一座大伯的墓碑。

大伯前些年身体老不舒服，做了各种检查没找到原因。

等发现的时候，已经胰腺癌晚期了。

医生说他最多能活半年。

但是从确诊到去世，他大概撑了两年。

医院检查，医生看到他，第一句话说的居然是，你怎么还活着。

最后一次见大伯，是在他和婶婶住的小公寓里。

他披着军大衣，半躺在躺椅上。

客厅里砖红色的大脚盆里，养了些准备给他煨汤的鳝鱼。

砖红色的大脚盆，不知道是不是武汉特有的家居用品。小的时候，几乎每家都有一个。

洗衣，洗澡，蓄水，全用它。

偶尔买回来活鱼活虾，也全靠在它里面养着。

大伯精神挺好，并不像是病入膏肓的人。

但其实，我也不知道病入膏肓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只是，他原本魁梧的身材，现在瘦成了皮包骨。

我们在大伯家坐了会儿，也不记得吃没吃饭，在哪儿吃的饭，就离开了。

那次，是我第一次带队友回国。

走亲访友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在大伯家也只是短短地停留了一小会儿。

我们回荷兰不久，爸爸就告诉我，大伯走了。

可能是离得太远了，也可能是大伯重病了许久，听到消息的时候，我既没有讶异，也没有特别难过。

仿佛，该发生的，终究还是发生了。

那天，一家人去上坟。

站在突然出现的大伯的坟前，墓碑上刻着我最最熟悉的人的名字，眼泪突然就喷了出来。

站在旁边的侄女（伯伯的孙女），递给我一张纸巾。

忘了她对我说了什么，但我们相互看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哀思。

这也大概是第一次，在亡灵面前，我默默地许了个愿，想让他们保佑爸爸健康，不被癌症夺去生命。

大伯走了之后，没过两年，爸爸就查出来直肠癌。

比大伯幸运很多的是，直肠癌的存活率比胰腺癌高多了。

手术之后，爸爸恢复得不错。

停了化疗以后，他就回老家的村子里住着。

爸爸把老房子后面的荒地开垦了出来，种了好些时令蔬菜。

到了丰收的时节，怎么吃都吃不完。

爸爸很喜欢种菜。

大概是因为小时候奶奶在操持家务这方面特别笨拙，再加上家里穷，爸爸很少吃过饱饭。

为此，他常羡慕别人家的妈妈会种这种那养鸡养鸭。

指望不上奶奶，爸爸就靠自己，看着邻居家的阿姨种点什么，他也学着种一种。

一学就学会了。

后来，他全凭着自己的聪明劲和刻苦，考上了师范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毕业之后，他在小镇上的高中当老师，和妈妈结了婚。

刚工作，工资也不多。

爸爸把爷爷接来身边，而大伯的小儿子，我的小哥哥也在爸爸教书的学校读高中，一家人开支也不小。

为了贴补家用，他和几个同事把学校操场旁边的一块空地开垦出来，种了菜。

每天下课就是去挑粪挑水，呵护他的菜园。

也不知道是因为他工资涨了，工作忙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菜园的菜，慢慢也没有种了。

而那个年轻力壮的爸爸，我已经不太记得起来了。

本来，我还天真地以为爸爸就能守着他的一片菜地，过着李子柒般的田园生活。

但我低估了癌细胞的猖獗。

停止化疗之后，爸爸仍然会定期做检查。

去年六月，很少给我打电话的妈妈，打给我，严肃地和我说，有件事要告诉我。

我当下心里一咯噔，直觉告诉我，应该是爸爸的病情有了变化。

果然，最近一次检查，他的癌胚抗原指数升到了33（而正常值是5以下）。

医院检查结果表明，癌细胞扩散去了肺部。

好在，发现得及时，肺部的小肿瘤可以做手术切除。

七月，爸爸做了手术。

本来说是个小手术，但术后爸爸元气大伤。

好几天，因为肺部气排不出去，他整个人肿得像是充了气的气球。

花了好久，爸爸才恢复了些精气神。

但他还是虚弱得拿不起锄头挑不动土，不能回老家种菜了。

本想着，在家好好调养，爸爸的身体能慢慢恢复。

谁知道，术后第一次复查，癌胚抗原指数升到了多。

这说明，癌细胞正全力在爸爸的体内繁殖，而且攻击力度可能越来越强。

接下来，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的癌胚抗原指数一路飙升到，医生都说，从没见过恶化得这么快的病人。

但是如果只是和爸爸见面，和他说话，他中气十足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是癌症晚期病入膏肓的病人。

去年十月，爸爸犹豫再三，还是去做了全身PET-CT的扫描。

结果显示，癌细胞转移去了肋骨。

那时候，爸爸晚上睡觉时常疼醒。

一开始他以为是手术的后遗症，没想到元凶是转移的癌细胞。

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在柏林带着玛雅，陪队友出差。

每天，我一起床就和妈妈通电话。

视频那头的她，说两句，鼻子一酸就哭了。

但她又不敢哭太多，怕爸爸看见，心里难受。

爸爸很坚强，也很坦然。

他说，能治疗，肯定就积极配合治疗；如果治不好，那也就认命了。

有时候，他和妈妈说话，说着说着，就像是交代后事一般。

妈妈听了，又忍不住鼻子一酸眼泪落下来。

爸爸一生教了许多学生。

大概是因为他朴实善良对人的真心，很多学生毕业了好多好多年，都和他保持着联系，时不时回去看他，给他送这送那。

经过他一个当医生的学生介绍，爸爸换了位主治医师，商量了新的治疗方案。

先是针对肋骨阴影的放疗，再配合化疗和靶向药进行全身治疗。

每两个星期做一次化疗。

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医院之间。

一次化疗刚结束，刚能下床活动活动，没几天，又要再化疗。

在医院排队检查的时候，有时候得等别久。

爸爸就坐在候诊室里冥想。

他说，他哪里疼，就把气运到那个地方，让气在那里游走一番，就不痛了。

本来，爸爸特别排斥化疗，说宁愿死也不要再化疗。

但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卡，他还是选择战胜自己对化疗的恐惧，积极地治疗。

大概是心态和以前不同了，虽说化疗还是很难受，但爸爸没有那么害怕了。

打完化疗针，以前他要生不如死地躺好多天都恢复不过来。而最近，他难受一两天，就能好许多。

人的意念，真的好重要。

最初的惊吓过去之后，在爸爸的感染之下，妈妈也很快恢复了乐观。

每天在家给爸爸换着花样做养生餐，有时间还出去打打麻将，没事儿也和爸爸打打嘴巴官司。

她说，她每天都在笔记本上记录当天的情况，写一写爸爸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感觉怎么样。

什么事，写下来，心里都踏实些。

万一爸爸之后治好了，这份记录没准还能帮到其它人（当然，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半途而废。）

奇迹般地，爸爸的癌胚抗原指数一直在降。

快半年的时间内，居然就从降到了5.9。

虽说没有完全降到正常值以下，但病情算是有惊无险地控制住了。

最近，爸爸花两千多块报了个在线书法课，每天在家孜孜不倦不亦乐乎地练字。

他还买了好多土和种子，准备回老家，“大干一场”。

他又能回到他最爱的土地里，去播种去收获了。

妈妈说，等爸爸再好些，她就把现在的车卖了，买个房车两个人出去旅游。

爸爸一听高兴坏了，说那太好了，我一直有这个想法，不敢和你说。

过了一夜，爸爸醒来拉着妈妈说，几苕啊，不用买房车啊，出去玩的时候租一辆就好了！

等疫情平息了，搞不好，我就要不停收到他们游山玩水的照片了。

最近，我的生活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烦心事。

但一想到爸爸，我就又觉得这些真的都不算什么。

虽说相隔着万里，也很少打电话。

但爸妈的坚强和韧劲却感染着我，给我很大的精神力量。

爸爸用自己的生命，告诉我，什么是直面，什么是笑对。

为人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果然就是过好自己的人生。